作者：黄友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但往往伴随着误解，甚至污名化、妖魔化中国。为何中国倡导和平共处、向西方传递友好交往的信号，却总是遭到冷遇？原因之一在于深刻的历史文化隔阂。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构建中国可信、可爱、可敬国际形象的迫切任务。
资料图：北京天安门广场游客众多。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顾及全球。中国经济对世界影响如此之大，我们的讲话内容国际上都会有人密切关注。因此，站在全球角度，讲国际化的语言是一种必然。这个过程，对外翻译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中外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人认为通俗易懂的事情，外国人未必能够理解和认同。例如，我们说“和为贵”，构建“和谐世界”，而西方很多人的理念是零和游戏，认为你发展了，就是威胁和侵占了他的利益。再如，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要过上好日子，中华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BBC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却曲解成“中国要一统天下”。中外语言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中文自甲骨文开始，沿袭了语言文字的传统，中文表述的思维有3000多年的基础。而英文的形成只有1000多年，且来自欧洲不同的文化传统。举个例子，在中文里人们不会把任正非说的“杀出一条血路”理解为“一路杀人，血流成河”，但却有西方人的翻译就是如此，而且这种错译和恶译(恶毒的翻译)行为越来越多。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2020年12月公开声称，“中国正在对200万人的军队进行基因编辑，以此制造‘超级生化战士’”。他这样说的依据是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句口号，即“继承红色基因，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部分西方人士通过误译、乱译、恶译，来制定他们的对华政策。不了解这些差异，中国话语就难被西方正面理解，以至于比较了解中国的新加坡原外交官、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感叹：“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解释或捍卫自己观点方面一直很笨拙。……很难找到一位能够以幽默和敏锐的见解有效解释中国观点的优秀发言人。”面对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懂中国语言的外国受众，我们要用他们习惯的表达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提高叙事能力。例如，我们介绍一个地方，经常喜欢具体到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但人们往往自己都不清楚当地的经纬度。但如果告诉要来北京的美国人，北京的地理位置相当于西半球的纽约，他马上就会知道北京的气候如何。我们习惯介绍一个地方用奇峰怪石、云雾缭绕、潺潺流水、鸟语花香这种诗情画意的描述，但往往忘记告诉他去这个地方哪种交通工具最方便，穿什么衣服最舒服，有哪些宾馆可以选择。再如，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是和平与发展，但若总使用大量军事术语，如“桥头堡”“速战速决”“人民战争”“打好组合拳”这样的词汇，显然不利于构建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翻译要做好在两种文化中架设沟通桥梁的工作。例如，中文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工作，如我们要做好国际传播工作、要抓好防疫工作、领导要做好雇员的思想工作、每个工作人员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母语为英语的人讲同样的事情，“work”这个词出现不会超过两次。中文里不怕重复，英文要避免重复。有外国语言专家统计，我们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里，“发展”这个词汇出现近400次。在中文里不是问题，而在英语世界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说到疫情防控，中国的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及时控制了疫情的传播，极大程度降低了疫情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疫情控制得好，中国的经济得以发展。这里的“疫情”，大家都明白指的是什么，但翻译成英文就需要注意，2020年2月11日世卫组织确定“Covid-19”之前只能译为“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之后才能译为“Covid-19”。在翻译中稍微不注意，就会给挑剔的外国媒体和存心不良的人落下口舌。国际传播不仅仅是语言表达问题，对外话语体系还要顾及中外习俗差异。例如，夏天人们打着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我们看到五彩或七彩条纹的遮阳伞，只是其五彩缤纷的颜色；而西方人会认为，“中国同性恋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因为在西方，色彩缤纷的彩虹是同性恋的标志。再如，为了展示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我们经常采用雾雨蒙蒙的照片，美女打着伞，迈着轻盈的步伐款款走过美妙的月亮门。我们看到的是江南美景和美人，而有欧洲人告诉我，这个地方他不打算去，因为没有阳光，而且生活节奏较慢。资料图：三名身着旗袍的外籍友人在杭州合影。中新社记者 王远 摄硬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软实力的提升。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需要从多方入手，长期努力，了解他人，提高自己，可谓任重而道远。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历史的发展必然，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翻译中国”目前阶段只能以中国人为主，外国人为辅。中国译者要有时代的担当，勇敢挑起对外传播中国的重担。为此，要强化国家对外翻译机制，培养和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翻译队伍，建设一支胸怀祖国、政治坚定、业务精湛、融通中外、甘于奉献的中译外国家队，形成对外翻译育得出、用得上、留得住的局面。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向各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外国受众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可亲、可爱、可敬的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我们既然能把国家建设好，就应该把中国的故事讲好。做到这一点，需要全民的努力。当越来越多的人能用融通中外的方式对外介绍中国之日，就是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幅提升的时刻。黄友义，男，1953年6月生，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全国翻译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国际翻译家联盟副主席。长期从事翻译、出版、互联网传播、国际交流，参加过党政文献对外翻译，曾为党政领导人担任口译。曾任中美大型合作出版项目“中国文化与文明”中方总协调人。
文章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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